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由此，韩愈以儒家向来所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而时下流行的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对仗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韩愈首先从文章形式的改革人手，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在韩愈的大力倡导实践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随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旋即式微。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唐一代，韩愈故后，佛教依然畅行不衰，骈文依然风行于世，人们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读之琅琅上口、阅之绚烂多姿的骈体文章。韩愈的古文运动，“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从实际创作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韩愈之后，“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韩愈的古文运动经历五代之乱几乎爝火熄灭，骈文依然是“唐代最发达”的文体。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有一种说法：认为韩愈历经磨难而九死一生，他在潮州兴学祭鳄，功不在禹下。故今在潮州韩文公祠正厅后壁有明世宗嘉靖十六(公元1537)年八月由巡按沈伯成(湖南衡州嘉禾进士，曾任礼科右给谏)立的“功不在禹下”碑，碑高二百二十八、宽一百三十九厘米，作行体直书，大字高三十六、宽二十四厘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于1965年6月20日在潮州留书有“韩愈为有数之文人，为谏佛骨谪贬潮州，仅居留八月，所存《祭鳄鱼文》向来脍炙人口，尊者称其：功不在禹下……”其实韩愈的丰功伟绩是在于他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得到推广和发展，其功绩也象大禹治水一样伟大。
韩愈和柳宗元(公元773至819年，字子厚、山西永济人)、欧阳修(公元1007至1072年，字永叔，江西吉安人)、苏轼、王安石(公元1021至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曾巩(公元1019至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丰人)、苏洵(公元1009至1066年，字明允，苏轼之父)和苏辙(公元1038至1112年，字子由，苏轼之弟)同称“唐宋八大家”。他们倡导写作古文，改革文风，改变东汉至隋代流行的形式主义写作方法，使文章通俗实用、简明易懂，使文化知识得到推广和普及。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由于这场改革和斗争的参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标，形成长期和有规模的活动浪潮，经过奋斗不止，终于改革了文风，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白话文代替，在中国文坛流行八百年之久。
“骈”是二马并驾之意，在韩愈之前流行的骈文由对称的字句组成，不但要求对仗工整，而且强调音韵必须协调。它本是为方便诵读而形成的格律文体，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到南北朝(宋、齐、梁、陈)和隋代大为兴盛，占据文坛的主流和统治地位。本来骈文的兴起对我国文学史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骈文就显现出很大弊病；主要是忽略思想内容，只求堆砌华丽的词语，玩弄典故，造成文风萎缩和形式僵化，变成看不懂和不能应用的繁琐文章，成为文学要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要求通俗化、大众化的障碍。所以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就出现了，他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场文化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古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古代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等通俗易懂的文章和朴实的文风。另一是指韩愈所倡导的用散文形式反对骈文，解放文笔的通俗文风。骈文和古文可以各举一例来比较和说明：如南朝名作家庚信(字子山，公元513至581年，河南新野人)有《谢腾王赍(赠)马启》：“某启：奉教垂赍乌骝马一匹，柳谷(在甘肃张掖，因裂开的石块上有五匹马图，象征晋代魏兴)未开，翻逢紫燕(汉文帝刘恒的马名)。陵源(指陶渊明作品中武陵源)犹远，忽见桃花(和下面的流电、浮云都是汉文帝的马名)。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汉朝的京兆尹，为其妻)画眉之暇，直走章台(官员下朝后出宫的路)。王济(晋朝富翁)饮酒之欢，长驱金埒(用金钱圈垒的马厩)，谨启”。全文才五十八个字，便用九个典故，如果不加注释，谁知道在讲什么？就是不想让人看懂!其实无非是一句话：你送给我的马很骏美和善走。真是废话连篇，但庚信居然还被尊为大文学家!
韩愈也收到一匹马，他给唐宪宗写了《谢许受王用(人名)男(儿子)事物状》有“右今日品官唐国珍到臣宅，奉宣进止(指示)：缘臣与王用(大臣)撰写神道碑文，令臣领受(收下王)用男(儿子名)沼所与臣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者。臣才识浅薄，词艺荒芜，所撰碑文不能备尽事迹。圣恩弘奖，特令中使宣谕，并令臣受领人事特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跃，无任荣拤之至。谨附状陈谢以闻，谨伏。”全文一百一十三字，没用一个典故，也是一封谢表。他为大臣王用写了一篇神道碑文，王家送了很多东西，他不敢收，李纯派太监给他送到家里。他写出了事由和感激之情，在当时属于容易看懂的文章，朴实自然，易学易写，能为大众接受，就是古文和骈文的不同之处。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除要求在形式上反对骈文的拘束和限制之外，还要求在思想和内容上反对骈文的空洞无物和浮华不实。古文还有“宣扬道统”即圣贤之道的含义。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词)后》文中有“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古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理)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他大声疾呼，鼓吹道统。其女婿李汉在《韩昌黎集序》称赞他有“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象战争一样)。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斥，反对)先生益坚”。可知韩愈生前受到的反对和打击不小。但当时支持他文学改革的除了柳宗元之外，还有著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至846年，太原人)、刘禹锡(公元772至842年，字梦得，彭城人)、元稹(公元779至831年，字微之、韩愈同乡)、李观(公元767至795年，字元宾，陇西人)、欧阳詹(公元798至864年，字行周，泉州晋江人)等著名作家，他们也用通俗易懂的表达风格来支持韩愈的改革文风。
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有“愈之所志于古(字元宾文)者，不唯其辞之好，(爱)好其道焉!”这个“道”见他在《原道》中所称“吾所谓道也，非向谓老(子，指道教)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武(王)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子)与扬(雄)也择(继承)焉而不精，语(论说)而不详。”可知他宣扬的道是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这种仁义礼教对当时长期处于战乱的社会有安定和进步的意义。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还提出“文者以明道”指正作文章要讲明伦理道德，宣扬仁义礼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韩愈所提倡的“道”其内容是注重思想性，因为形式(艺术性)是手段，文章的作用在于“装载”道理而使其流行。文而无道，就失去目的。道是主体、是灵魂，文是手段，是身体，而灵魂离开身体是不能存在的。他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有思想性和战斗性，这也可以说是韩愈的哲学思想。酷爱古文，写文章也讲究通俗的毛泽东也有名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有的人认为：作为有名的卫道者,韩愈反对佛教是很出名的,他提倡的“道”中有排除一切异端思想的主张。因此,古文运动也是捍卫孔孟之道为目的。其实并非全是：韩愈虽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谏迎佛骨，险被赐死。但他反对的是铺张浪费和官僚贪污，不想反对民众想做的事。他出身平民阶层，知道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可能他在路上经过七十多天的思考，认识到迎佛骨活动也有发展经济、安定社会、满足人们信仰表达的积极意义(所以能保存至今)。因此他到潮州后便写谢表认错，又和大颠交往以表示友好。可见韩愈不排除异端而是普及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文明的标志，改变文风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博爱”和“天下为公”也是来自韩愈的《原道》，可见其哲学思想影响的深远。“新文化运动”主张文章应该让人们看得懂，能够学。也应该归功于韩愈的启发、倡导和实行。
韩愈还提出：作家的品德是文章的根本，文如其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坏决定所写文章的成败和影响。所以李逢吉和皇甫镈之流是写不出好文章来!南宋的秦桧虽是状元，名声那样坏，谁去看他的文章？只知他的“莫须有”三个字，没有一个地方承认他是乡亲!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提出：作家对于创作，应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基础)而候其实，加其膏(知识)而希(望)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丰硕)，膏之沃者光晔(芒)。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在《答尉迟生书》中还提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内容)其中。是故君子慎(重视)其实(本质)；实之恶美，其发(表现)也不(能)掩(盖)。本深而末(叶)茂，形大而声宏。行(为)峻而言厉(有威信)，心醇(有修养)而气和。昭晰者(明白人)无疑，优游者有余”。所以说“文如其人”，人们也是从文章了解韩愈，了解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和哲学思想。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还提出“气”和“神志”，它们既是作家的精神状态，也是做人的准则。他在《答李翊书》中阐述了散文创作中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他提出了“气盛言宜”的文气说，强调了文章的形式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又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养；第二，他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在语言运用上力求独创、新颖，前者是韩愈的文学创作观，后者是韩愈的文体改革论。如文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一齐)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精神饱满)则言(作品)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不但指古文的创作要以气势为先，文体的长短详略也不受束缚拘禁。而且做人也要有“正气”和“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孟子提出来的，故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其“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正气指高尚情操和理想，在封建社会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韩愈提倡的正气丰富了人们的情操和精神生活至今，其积极作用和哲学思想一直受到社会的肯定。
韩愈还提出“不平则鸣”，认为文章应该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把这种哲学思想发展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有“大凡物不得其平(衡、定然)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吹动)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呜。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原因)，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他把此前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作“善鸣者”，因“不得其平”而鸣!而作家(包括韩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越强烈，郁积越深，其鸣声就越高，越畅越勇而且垂名后世。反而如果缺乏思想性和政治性，不“善鸣”而没有感受，没有正义感，其文就会“杂乱而无章”，更不会流传永远。而明代古文学者提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是韩愈这种哲学思想的继承。
《古文观止》中有韩愈的《讳辩》，揭穿那些“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的伪君子们可笑之面目。在《争臣论》中抨击了“恂恂（老实）如如”，貌似诚实但内心麻木不仁，做人没有热情，忘记有人民寄予重大期望的政治庸人。在《原毁》中尖锐地指责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怠惰和嫉忌的恶劣风气……。这些文章都是他提出“不平则鸣”理论的实践，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这个理论提高了汉代司马迁仅从个人不幸遭遇引发的“发愤著书”说，把创作的动机提高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而且充满正气的境界，对后代的创作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既能抒发个人的不满和失意，还指导作家去批判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形象。此后，这种创作热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社会中坚，是进步和伟大的。
简单介绍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文学成就
韩愈是唐代散文家兼诗人，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家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必出入于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因忠于古文，其成果颇硕，《原毁》、《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杂说》、《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他推崇陈子昂、李白和杜甫，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或反映时事，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都很有特色，如《汴州乱》，《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山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古诗往往规模宏大，才气纵横，气势雄伟。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熟俗，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不过像《陆浑山火》、《南山》、《石鼓歌》、《月食》等，故意搜集险怪，过分散文化、议论化，有伤诗意。生平详见《新唐书》卷一七六。
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雄浑，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编辑本段散文作品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论说文，可分为两类，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如《原道》、《原性》、《原人》；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但重在反映现实，作不平之鸣，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最有代表性的《师说》、《马说》。
②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③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
④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编辑本段思想特色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后期与高僧大颠过从甚密，心契神往；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教育思想
一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韩愈的一生，曾从事过不少活动，应该提到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道济天下之溺”的反佛兴儒活动。这是当时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他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宗五个皇帝的执政年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和藩镇割据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认识到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统地位，才能形成适合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意识形态，巩固其统治地位。韩愈自幼学六经百家之书，《旧唐书•韩愈传》记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答李翊书》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收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说明韩愈的世界观自幼就是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下形成的，成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欧阳修说：“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苏轼谓：韩氏“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浩然而独存”。（《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自认为在“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复兴儒学方面有“回狂澜于既倒”之功劳。
韩愈的政治观点反映在他的《原道》、《原人》、《谈荀》、《州孔子庙碑》等文章中，文中表达的是他的忠君、清政、兼礼法、重传统的一整套新儒学的思想。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政治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他在反佛斗争中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教育有积极的影响。
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古文，是为了“文以载道”。古文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儒家思想。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排队自魏晋以来盛行的淫靡空泛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给古代教育教学工作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是革新。
三是与以上两项活动相济相成的教育教学活动。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敢为人师，注重师道，传道授业。提携后生，在我国古代教育中也是有着很好的影响的，对形成我国古代优良教育传统，起着积极的作用。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表现在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的批判上，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真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
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监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
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二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韩愈阐发了《大学》“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纲领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
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君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君思想的必然要求，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掘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性三品”等学说。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师说》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师和“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标准的，意识是一个教师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是师存在的前提条件，师道不可分离。我们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那么它就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教育思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是离不开政治信仰和理想的。离开政治信仰的教师是不存在的。
（2）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师说》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这个论述从韩愈作《师说》起至今一直在启示着教师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这个论断的生命力就在于韩愈在很大程度上提示了教师的职责这一客观真理。韩愈所说的“传道”当然指的是传儒家之道，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是指讲古文六艺之类的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解惑则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问。他认为上述三项任务是紧密相联的，但传道是教师的首要任务，传道是目的，是方向，授业解惑是进行传道的过程和手段。三是有主有次前后有序，职责分明地论述了教师的工作，在当时起到了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开创一代师风的作用。
（3）“圣人无常师”。韩愈在《师说》中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观点，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观点在师生关系上的一种论述。他认为，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三人行必有吾师”是韩愈“圣人无常师”的思想渊源。“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这精辟的论断，使《师说》放出异彩。
韩愈在阐述教师问题时，认识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生”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授业；提出了既要教师起主导作用，又要学生以能者为师，提倡教学相长，这些卓越的见解，不但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教师职责、政治与业务、教书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均具有启发意义。
4、关于教学的论述
韩愈自己勤奋求学，曾几度做大学教授，招收过很多学生，成为当时大批青年的导师，在自学和教学方面均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见解。
在《师说》中，关于教师职责，师生关系的论述已是教学客观规律的很有价值的概括了。关于学生如何“进学”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的第一句名言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他治学多年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先人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里他要求学生在业务方面要“精”，在德行方面在“成”，而达到精和成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和“思”；如果嬉游终日，不勤奋用功，那么学业就会荒废，如果随随便便，不认真思考，那么德行就会毁堕。这些虽然都是平凡的道理，它却是学习成败的规律。韩愈用明确、形象的语言固定下来了，对后来人们的学习和思想修养，起了极为有益的影响，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自古以来，在学业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勤奋和独到。韩愈在文学方面高深的造诣，就是靠这两条得来的。
韩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生动活泼。他“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明。”教学是一种感情艺术，韩愈“抗颜为师”“以师自任”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正是他教学生动活泼、不拘俗套的原因所在。
在写作教学上韩愈是更有见地的。从“文以载道”观点出发，“以道弘文”。他认为“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这是写作的基本特点。他还认为写文章要奇雄简约，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他的文章自成体系，形成所谓“韩文”派，影响深远。
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灰心颓废，报国之志不减，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如谏迎佛骨，说服王庭凑之举，均为彪炳千秋史册的伟业。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
韩愈的一生
困苦童年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科举之路
韩愈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第，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得到他的帮助。韩愈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
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谏迎佛骨
韩愈听颖师弹琴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
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
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
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
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全身像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
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
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扩展资料
韩愈的主要成就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
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于是“累朝有诏改修”。
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